状元与秀才的殊途双峰
——张謇与盛宣怀的近代中国三十年
作者：盛东林 在中国近代史的浩瀚星空中，有两颗星辰曾以截然不同的轨道划过夜空——一颗是江苏南通的状元实业家、教育家、政治家张謇，另一颗是江苏武进的秀才“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他们同为江苏人，同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行者与开拓者，却走着迥异的道路。盛宣怀生于1844年，年长张謇九岁；当盛宣怀1872年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张謇尚在科举之路上求索。两人的人生轨迹，如同两条时而交汇、时而分离的河流，共同汇入了中国近代化那浩荡而又湍急的历史洪流之中。
一、科举分途：秀才入幕，状元归乡
盛宣怀出身官宦世家，祖父盛隆举人出身，做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进士出身，曾任布政使，与李鸿章素有交往。这样的家世背景，注定了他的人生将与权力和官场紧密交织。1866年，22岁的盛宣怀考中秀才，但此后连续三次乡试均不中，与“举人”无缘，更没能跨入“进士”行列。然而，这位科举失意的青年并未因此沉沦。1870年，经人推荐，他入李鸿章幕府，办理洋务，从此踏上了一条与正统科举功名全然不同的道路。
与盛宣怀的官宦世家不同，张謇出身于江苏南通海门常乐镇的农商之家。父亲希望他走出一条由读书进入仕途的道路，改变家庭命运。张謇确实走上了这条路——1894年，41岁的他终于高中状元，被光绪帝授予翰林院修撰。然而，命运弄人，这位新科状元仅做了三个月的官，便因父亲去世而丁忧回家。此后的张謇，再也没有真正回到官场的中心。他自己曾自嘲道：“读书三十年，为官半日，可笑人也。”
两人的科举之路形成鲜明对照：一个考中秀才便止步，转身投向洋务实业；一个苦读数十载终夺状元，却在金榜题名后转身离开庙堂。盛宣怀的“官念”是，通过办大事进而做大官，做了大官再办更大的事；而张謇做官是为了做事，如果做不了事，他宁可不做官。这一差异，注定两人在为人处世、思想意识上有着诸多不同。
盛宣怀
二、大生肇始：取经华盛，合作生隙
1895年，对于张謇而言是人生的转折点。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他意识到要提高国力，必须要振兴自己的实业。于是，这位新科状元毅然告别仕途，回到家乡南通，谋划创办大生纱厂。
然而，一个书生办工厂，谈何容易。纱厂初创时，张謇等创办者对现代工厂的营运管理知之甚少，想去上海外资企业学习取经，却没有一家外资企业允许他们进入。无可奈何之下，张謇退而求其次，去盛宣怀依照现代工业模式创建的华盛纺织总厂参观学习。之后，张謇参照盛宣怀所制定的轮船招商局的股份制模式，确定了大生纱厂的股份制架构，借鉴华盛纺织的办厂经验，谋划了大生纱厂的经营管理方式及相关规章制度。可以说，新一代的企业家张謇，从老一辈的企业家盛宣怀那里汲取了不少有益养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謇与盛宣怀这两个江苏人有了来往和交集。张謇通过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将张之洞从英国购买但一直搁置在上海的4万多锭旧官机，折算成50万两官股。而盛宣怀此时也要买机器，张謇便将旧官机分给他一半。1897年8月16日，张謇与盛宣怀签订了《官商合同》及《通沪纱厂合办约款》，约定各领一半官机，分设通州和上海两个纺纱厂。根据约定，张謇承领2.04万锭纱机，折官股25万两，另招商股25万两。
这似乎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两位实业巨子的合作，本该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一段佳话。
然而，现实远比理想残酷。当大生纱厂动工后，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白银，但屡催不应；盛宣怀虽与张謇分领官机时曾答应筹资，甚至定有合约，却在此后默不作声，百般躲闪。大生纱厂最终开工时，向社会筹集的商股资金只有15万两。资金奇缺之下，张謇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收入购买棉花，才得以勉强维持运转。
盛宣怀的“默不作声”与“百般躲闪”，在张謇心中埋下了深深的芥蒂。张謇一直耿耿于怀于盛宣怀的落井下石、隔岸观火，曾将盛宣怀的“奸猾嘴脸”绘于四壁，念念不忘。一位是状元出身、以“实业救国”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一位是官商合一、以“办大事做大官”为信条的实用主义者。两人之间的矛盾，远不止于一笔欠款，而是两种人生哲学、两种价值取向的碰撞。
三、东南互保：庚子危局，半壁并肩
1900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向列强宣战。在这国家危亡之际，盛宣怀与张謇却走到了一起——为了保全东南半壁江山，他们共同策划了“东南互保”。
盛宣怀以铁路大臣的身份，下令各地电报局扣押慈禧太后的宣战诏书，只给各地督抚观看，并电告各地督抚不要服从此命令。与此同时，张謇为了游说南方各省官员，已奔波数日，最主要的成果是获得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首肯。在盛宣怀家的客厅里，两人慷慨激昂地筹备东南互保。张謇向刘坤一陈说保卫东南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盛宣怀则分别致电刘坤一、张之洞，希望他们加入互保。最终，在张謇和盛宣怀的撮合下，四位总督参与实施了“东南互保”。这四位总督是“东南互保”最主要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他们的辖区构成了互保的核心区域：两江总督刘坤一（辖区涵盖江苏、安徽、江西）；湖广总督张之洞（辖区涵盖湖北、湖南）；两广总督李鸿章（辖区涵盖广东、广西）；闽浙总督许应骙（辖区涵盖福建、浙江）。另外，四川总督奎俊虽然并未直接加入“东南互保”的正式协议，但明确表示了对该行动的支持。袁世凯当时担任的是山东巡抚，他也参与了“东南互保”行动。
“东南互保”的核心内容，是东南各省督抚与列强达成的一项互不侵犯的默契：列强承诺不派兵进入长江流域及内地，督抚则承诺保护辖区内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并严厉镇压可能引发冲突的义和团等“匪徒”。
“东南互保”的实质还包括东南督抚公然抗拒朝廷的“宣战”命令。他们宣称慈禧的宣战诏书是“矫诏”（即被义和团挟持下的乱命），拒绝奉诏，并严禁宣战谕令在辖区内扩散，以此作为与列强达成互保的政治前提。
“东南互保”的现实意义，在于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央权威与地方实力、封闭排外与务实开放、政治决断与制度转型之间的深刻张力。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1900年的那场危机，为理解近代中国的政治演变提供了一个关键视角。“东南互保”的实施取得了两个显著成果。一是它保全了晚清的经济命脉，使财赋重地的东南地区免于战火，社会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甚至在北方战乱时吸引了大量资本南下，客观上为民族工商业赢得了一线生机。二是它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这种“保全”是以地方督抚公然违抗中央“宣战”诏令为代价的。此举被视为清末汉族实力派封疆大吏首次集体对抗朝廷，导致清政府“威信扫地”，中央权威严重削弱，加速了其统治的崩溃。
“东南互保”标志着晚清地方主义的公开化与合法化，其政治后果极为深远。“东南互保”的现实意义还在于它是一场成功的“地方自救”，更在于它是一次失败的“中央权威”考验。它既是晚清政权合法性流失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在困境中探索制度转型的一个复杂注脚。
在“东南互保”运动上的行动一致，是张謇与盛宣怀少有的真正合作。在国家存亡之际，两人暂时放下了个人恩怨，共同挽救了东南半壁。然而，这一次合作并未弥合两人之间的裂痕。在张謇看来，盛宣怀是“李鸿章的信徒”，平素与自己气味不投，张謇始终无法忘记盛宣怀当年的失信与算计。
四、辛亥前夜：路权风潮，共和抉择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夜，两人再次站在了对立面。
这一年5月，清政府成立以奕劻为总理大臣的“皇族内阁”，盛宣怀被任命为邮传大臣。随后，盛宣怀提出“铁路国有”政策，下令将已承诺由民间商办的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路权收回作抵押，向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借款600万英镑。这一政策引发了四川、广东、两湖的保路风潮，终至酿成大乱，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索。
张謇作为立宪派的领袖，对此强烈反对。他代山东巡抚孙宝琦、江苏巡抚程德全所作的奏疏中，要求明降谕旨处分“酿乱首祸之人”盛宣怀，并将其与重组内阁、提前颁宪并列为三大当务之急。曾经在“东南互保”中并肩作战的两人，如今一个成了“首祸之人”，一个成了要求处分“首祸之人”的发起者。
辛亥革命爆发后，盛宣怀被免职，“永不叙用”，他不久经大连流亡日本。而张謇则继续深度参与清廷与革命者的谈判，并很快转换角色，成为共和的拥趸。他参与了清帝逊位诏书的拟定。武昌起义爆发时恰好在汉口的张謇，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思考：“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一个坚守旧朝廷直至流亡，一个拥抱共和参与建国。
张謇
五、双峰并峙：实业开路，教育奠基
尽管张謇和盛宣怀两人恩怨交织、道路迥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俩都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不可绕过的巨人。
张謇一生创办了40多家企业、近400所学校。从大生纱厂出发，他围绕纱厂创办了大小企业34家，并先后创办了20家盐垦公司，形成了中国第一个规模较大的实业集团。毛泽东曾评价道：“中国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工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其实在教育领域，张謇的贡献更是令人叹为观止。1902年，他利用大生纱厂的盈余，投资十多万元，建立了全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他在南通创建了370多所学校，涵盖了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各种现代教育。他参与创办的学校后来发展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等近二十所知名高校学府，被学者称为“中国近代教育之父”。胡适曾评价张謇为近代中国“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三十年的开路先锋”。
盛宣怀的成就也同样令人瞩目。他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前身）。洋务实业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企业部门全在他的掌控之下，因此他被誉为“中国近代实业之父”。
在教育领域，盛宣怀同样功不可没。他深知“中国欲图自强必储才，则筹设学堂实为急”。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的创办，奠定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基础。
然而，盛宣怀始终是一个难以盖棺定论的人物。李鸿章赞他“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识敏瞻，堪资大用”；《清史稿》作者却骂他“侵权违法”；鲁迅则称他为“卖国贼、官僚资本家、土豪劣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盛宣怀传》的作者夏东元对他作出了更为公允的评价：“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张謇与盛宣怀、张之洞等人在南京的合影
六、靠山情怀：北洋南洋，散财聚财
张謇与盛宣怀，同为近代中国实业救国的先行者，却在“靠山”与“情怀”上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异同。
从政治靠山来看，两人皆非孤军奋战。盛宣怀自1870年入李鸿章幕府起，便将自己的人生与这位晚清绑。李鸿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无一不倚重盛宣怀具体操办。可以说，没有李鸿章，就没有盛宣怀的“十一个第一”。而张謇的身后，则站着张之洞与刘坤一两位封疆大吏。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大力推行“官督商办”，其创办的纱厂、铁厂为张謇提供了最初的官机与官股；刘坤一作为两江总督，不仅支持张謇承领官机创办大生纱厂，更在“东南互保”中与张謇密切配合。盛宣怀是李鸿章一手提携的“北洋系”干将，张謇则是张之洞、刘坤一共同扶持的“南洋系”代表人物。两人的靠山不同，政治资源各异，这也决定了他们行事风格与价值取向的根本分野。
然而，真正将两人区分开来的，不是靠山，而是利润的流向与家国情怀的厚度。
张謇办企业，终极目的是“实业救国”。大生纱厂盈利之后，他没有将财富用于个人挥霍或盲目扩张，而是系统性地回报社会、建设家乡。1902年，他利用大生纱厂的盈余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开中国私立师范教育之先河；此后又陆续创办南通中学、南通女子师范、伶工学社、盲哑学校等，构建起从普通教育到特殊教育、从职业教育到社会教育的完整体系。在南通，他兴建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创办了图书馆、医院、育婴堂、养老院、公园、剧场，甚至规划了现代城市格局。他将南通从一个普通的江边县城，建设成为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模范县。张謇的财富，最终化作了南通的城市肌理与民众福祉。他曾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这正是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盛宣怀则截然不同。他创办的企业同样利润丰厚，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汉冶萍公司等每年盈收可观。但这些利润的流向，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与企业运营，另一部分则通过复杂的股权安排与利益输送，源源不断地流入盛氏家族的口袋。盛宣怀去世时，遗产总额高达数千万两白银，其子孙分家时所获房产、股票、现金之巨，在当时引起社会极大震动。他在上海、苏州、常州等地拥有大量地产与豪宅，其家族生活之奢华，与张謇“三十年寒素如一日”的朴素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这两所学校确实奠定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基础。但细究其动机，更多是出于洋务事业对专门人才的实际需要，以及通过办学获取朝廷认可、巩固自身政治地位的现实考量。盛宣怀晚年曾自述：“我一生做事，不外乎‘做官’、‘办实业’、‘办教育’三事。”这三件事在他那里是相互支撑、互为工具的关系。而张謇则将“办实业”完全服务于“办教育”与“办社会”。
更深层地看，两人家国情怀的差异，根源于对“国家”与“个人”关系的不同理解。张謇信奉的是“实业救国”的理想主义，他视企业为改造社会的手段，视财富为服务公众的资源。他晚年虽因大生集团经营困难而痛心疾首，但从未将个人得失置于社会责任之上。盛宣怀奉行的则是“官商一体”的实用主义，他在“办大事”与“做大官”之间循环往复，企业既是国家的事业，也是家族的基业。他固然为中国近代工业奠定了基础，但其个人与家族利益的深度嵌入，也使他的事业始终笼罩在“化公为私”的阴影之下。这种差异，不是简单的道德高下之分，而是两种人生哲学在时代洪流中的不同展开。张謇选择了一条“先社会后个人”的道路，盛宣怀则走了一条“个人与社会并进”的道路。前者令人景仰，后者令人深思。
七、汉冶萍案：合办借款，利权之争
1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过旬日，财政已近山穷水尽。北伐军饷无着，各省税款不至，孙中山、黄兴等人焦灼万分。此时，流亡日本的盛宣怀嗅到了一个重返棋局的机会——他多年经营的汉冶萍公司，恰可成为临时政府的“救命稻草”，亦可成为他自己翻身的筹码。
盛宣怀深谙官场运作之道。当临时政府派代表何天炯赴日接洽、通过王勋向盛宣怀转达“以汉冶萍筹款”之意时，盛宣怀的回答滴水不漏：一面表示“义不容辞”，一面抛出关键建议——“或由公司与日商合办”。他特意强调“合办以严定年限、权限为最要”，措辞堂皇，却已为日方日后步步紧逼埋下伏笔。
然而“中日合办”并非盛宣怀首创，实为日方蓄谋已久的要求。早在辛亥革命前，盛宣怀已多次向日本正金银行、三井物产等借款，至1911年累计借款达十二次，总额远超公司股本。日方早已将汉冶萍视为囊中之物。1912年1月，盛宣怀派协理李维格与日方代表谈判。日方开出的条件赤裸而苛刻：借款可以，但必须先决条件是“中日合办”。李维格在神户与日方签订“中日合办”草约，随后又以汉冶萍公司名义与日本正金银行、制铁所签订借款合同，借得300万日元，条件是以大冶铁矿全部财产作“第二次抵押”，自1912年起向日本制铁所每年加售矿石10万吨，三十年为期；若公司经济困难不能履约，“由日本制铁所和正金银行暂代公司代理人”。这一条款的实质，是将中国最大的钢铁煤联营企业的命脉，交到了日本手中。
消息传回国内，举国哗然。时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的张謇闻讯后怒不可遏。他深知日方“居心叵测，计算已久”，所谓“合办”不过是鲸吞汉冶萍的第一步。他在致孙中山的电文中直言，合办之议“适投其所好，深恐影响国权”，竭力反对。然而临时政府财政困局已深，孙中山、黄兴等人虽知此举有损国权，却不得不权衡轻重。张謇见反对无效，遂决意辞职。他在辞呈中写道：“汉冶萍事，曾一再渎陈，未蒙采纳，在大总统自有为难，惟謇身任实业部长，事前不能参预，事后不能补救，实属尸位溺职，大负委任。”寥寥数语，既是自责，更是对盛宣怀一手操弄此事的无声控诉。
张謇与盛宣怀的矛盾，远非一时一事之争。盛宣怀一生以“官督商办”起家，习惯于在官场与商场之间左右逢源，以借款、抵押、合办等手法维持企业运转，其本质是将企业命运系于官僚政治与外国资本的夹缝之中。张謇则截然不同。他辞官办实业，信奉的是“实业救国”，主张企业应由商民自主经营，拒绝官权干预，更不容外国资本染指利权。在他看来，盛宣怀的汉冶萍模式恰恰是近代中国实业失败的典型：依赖外债以图扩张，终至主权沦丧。汉冶萍草约的签订，不过是将这一逻辑推到了极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钢铁价格骤跌，汉冶萍公司陷入更深的债务泥潭。1922年，公司再度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日方借机索要大冶象鼻山铁矿及灵乡铁矿的权益。此时的汉冶萍，早已名存实亡。而张謇当年愤然辞职的背影，却成为近代中国实业家捍卫利权的象征。
盛宣怀是精明的官僚，也是悲剧性的企业家。他的“蛊惑”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建立在南京临时政府走投无路的现实之上。张謇的辞职，既是对一个具体决策的抗议，更是对一种政治理念的决裂。两人之间的鸿沟，不在个人恩怨，而在对中国实业道路的根本分歧：是依靠官僚政治与外资周旋维持，还是依靠商民自主与利权捍卫立身？汉冶萍的结局，给出了沉重的回答。
民国初期南洋公学的明信片
八、殊途双峰：一体两面，历史回响
回望历史，张謇与盛宣怀犹如近代中国的一体两面：一个以状元的理想主义情怀，将实业利润转化为社会公共事业，试图从底层重构一个现代社会的雏形；一个以秀才的实用主义智慧，在官商之间长袖善舞，为中国近代工业铺设了最初的路轨。他们的成败得失，远非“谁更高尚”可以评判。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在近代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转型中，张謇选择了“散财于民、造福一方”的道路，盛宣怀选择了“聚财于己、兼济天下”的道路。两条道路的交汇与分岔，正是那个时代最深刻的隐喻。
张謇与盛宣怀，一个以状元之身投身实业，一个以秀才之身纵横官商。一个将家乡南通建成了“中国近代第一城”，一个将触角伸向了全国各大新兴行业。一个追求“父教育、母实业”的理想，一个信奉“办大事做大官”的信条。一个被后人视为“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一个被后人称为“中国实业之父”。
然而，将他们放在一起审视，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矛盾与恩怨，更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两种路径的探索与尝试。盛宣怀走的是“官督商办”之路，依托官府权力推动实业；张謇走的是“商办民营”之路，依靠民间资本和地方自治。两条道路各有得失，各有成败，但都为中国近代工业的萌芽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是新旧时代转换过程中的“新潮人物”，都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行者、开拓者。他们的矛盾与恩怨，折射的是一个古老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艰难与曲折；他们的合作与分歧，映照的是一代仁人志士在救亡图存道路上的探索与挣扎。
1926年，张謇在南通病逝。十年之前的1916年，盛宣怀在上海辞世。两位江苏同乡、两位实业巨子、两位中国近代化的开路先锋，就这样先后告别了那个他们曾倾尽心力去改变的时代。
历史没有忘记他们。今天，当我们追溯中国近代工业与教育的源头时，张謇与盛宣怀的名字总会同时浮现——如同夜空中两颗交相辉映的星辰，虽然轨道不同、光芒各异，却共同照亮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漫漫征途。
（作者系美国张謇研究会会长，美国南通同乡总会会长）
编辑：南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