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双星：张謇与他的两位日本友人
作者：盛东林 在近代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艰难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江苏南通走出了一位举世瞩目的人物——张謇。这位清末状元，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为己任，在南通一隅开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宏大实验。而在他漫长而丰富的人生中，有两位来自东瀛的人物与他产生了深刻的交集：一位是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另一位则是以书店为桥梁、毕生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内山完造。两人身份迥异、路径不同，却都在各自的事业上，与张謇共同构成了近代东亚现代化进程中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一、涩泽荣一：从武士到“日本资本主义之父”
（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
涩泽荣一出生于1840年，比张謇年长十三岁。他的一生，几乎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步展开，也几乎就是日本从封建幕府时代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转型的缩影。明治时代文学家幸田露伴曾高度评价他在日本迈向近代化国家所起的重要作用，说他“是作为推动国家飞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和重要动力而存在的”。
涩泽荣一的早年经历与张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出身武士家庭，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深受汉学熏陶。明治维新前夕，他一度效力于德川幕府，曾随幕府使节团远赴欧洲，亲眼目睹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文明与社会制度。这一经历对他此后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明治维新后，涩泽荣一进入新政府的大藏省工作，直接参与领导了财政金融制度改革，完成了一系列基础项目的立案，极大完善了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
然而，涩泽荣一真正的历史地位，是由他辞官从商之后奠定的。他一生亲自组织和参与创办的近代企业多达五百余家，涵盖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几乎所有近代产业部门。日本最早的银行——第一国立银行（现为瑞穗银行），便是由他亲手创办。此外，东京燃气、帝国酒店、王子制纸、东京证券交易所、日本商工会议所等赫赫有名的机构和企业，在成立时均由涩泽发挥了核心作用。正是这些遍布各领域的实业实践，为他赢得了“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企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王”等一系列桂冠。
除了实业上的巨大成就，涩泽荣一在思想上的贡献同样影响深远。他提出了著名的“道德经济合一说”，主张“仁义道德与生产获利应该是一致的”。他将自幼所学的《论语》作为立身处世的规范，并将其引申到商业活动中，认为“一手持论语，一手拿算盘”才是经营企业的正道。这一思想打破了日本传统社会中“士尊商卑”的观念，为商人企业家提升社会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经商的同时，涩泽荣一始终将国家和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参与援助了六百多家教育机构和社会公共事业。他于1872年成立了东京市养育院，并一直担任院长长达五十多年，直到去世；他还参与了慈惠会、日本红十字会、圣路加国际医院等医疗机构和公共机构的设立。
2024年，日本将涩泽荣一的肖像印在了新版一万日元纸币上——这不仅仅是对一位企业家的致敬，更是对一个时代、一种精神的铭记。
二、未曾谋面的知音：张謇与涩泽荣一的交往
张謇与涩泽荣一，一位是中国的“状元实业家”，一位是日本的“资本主义之父”。两人同为东亚近代企业家精神的代表，同为“亦士亦商”的过渡性人物。然而，令人感慨的是，这两位各自国家实业界的巨擘，终其一生竟未曾谋面。
张謇很早就开始关注日本的改革与发展。早在1880年代，他就将目光投向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国。通观张謇的一生，无论在实业救国的宏图大略中，还是在工厂学校的微观经营上，处处都能看到来自日本的影响痕迹。而涩泽荣一作为日本财界的创建人和领袖，自然成为张謇所尊重的对象。两人可谓“神交已久”。
两人直接的交往，大致始于1920年代初，其契机是一次借款计划。1922年春，张謇派出代表团前往日本，向涩泽荣一的财团商借八百万元。涩泽荣一对借款给张謇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和关心。然而，由于涩泽麾下各银行和株式会社意见不一，最终涩泽财团决定先派员实地考察。于是，涩泽荣一委托外务省的驹井德三前往南通进行调查。驹井德三于1919年和1922年两度来到南通，进行了深入的产业调研，后来完成了《中国江苏南通州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在日本出版。这份报告成为研究张謇事业和南通近代经济的重要文献。
虽然这笔借款最终未能实现，但涩泽荣一与张謇父子之间的交往并未因此中断。1923年3月12日，涩泽荣一写信给张謇，表达了对张謇健康的关切和对南通事业的欣闻。他在信中强调：“与贵国亲善的越发重要。要增加亲善，两国的经济提携是关键，而经济提携需以中恕相爱做基础。”这番话语，透露出一位日本实业家对中日关系的深远思考。
1924年4月，张謇之子张孝若访日期间，为日本《外交时报》撰文，并与涩泽荣一建立了忘年交的情谊。在张謇与涩泽荣一的交往中，张孝若始终扮演着使者的角色。1926年张謇逝世时，涩泽荣一在第一时间给张孝若发出唁电，电文中有“易禁痛惜”之语，并多次向媒体谈起对张謇的怀念以及与张謇父子的友情。
两位实业巨人之间的交往，发生在两国关系紧张对抗的恶劣环境之下。他们能够超越国家间的对立，建立起个人之间的理解与信任，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而这段交往的意义，或许正如涩泽荣一所言——两国亲善，需要以“中恕相爱”为基础。（“中恕相爱”注解：涩泽荣一毕生主张“道德经济合一”。他刻意用“中恕”而非简单的“诚信”，是将东方儒家伦理嫁接到现代国际商务中：商战虽残酷，但若要持久共赢，根基必须是“我知你难处，你懂我底线”的悲悯与共情。 这句话写在1923年（日本加紧侵华步伐之际）。涩泽在此刻强调“相爱”，既是善意，也透着忧虑。张謇读到它时，内心必定五味杂陈——他一生推崇日本技术，却屡屡遭受日本对华政策的压迫。因此，“中恕相爱”在张謇看来，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呼吁：告诫双方，若缺乏内心的真诚与推己及人的宽容，所谓“经济提携”终将沦为强者的掠夺，无法长久。简单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两国要想搞好经济合作，根基必须是“将心比心的真诚”与“推己及人的关爱”。它不仅是商业准则，更是那个动荡年代里，对中日关系最恳切、也最难实现的期许。）
三、内山完造：以书店为津梁的文化使者
如果说涩泽荣一与张謇的交往属于实业界巨擘之间的“神交”，那么内山完造与张謇的交往，则是一种更为具体、更为亲切的文化相遇。
内山完造1885年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他出身平民，父亲早逝，小学四年级便辍学当了童工，先后做过店员、推销员、报纸投递员。1913年，他来到上海，在大学眼药总店参天堂工作。1917年，他在上海北四川路魏盛里创办了内山书店。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内山书店扼守公共租界的战略要津，吸引了中日两国各界的视线，其影响力远远溢出文化圈。书店“往来无白丁”，陈望道、欧阳予倩、田汉、郁达夫、郭沫若、沈雁冰、柔石、萧军、萧红等文化名人都是这里的常客。1927年，内山完造与鲁迅相识，从此成为鲁迅生前最信任的日本友人。内山书店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
内山完造一生曾经三度访问南通，分别是1913年、1924年和1943年。
1913年夏天，内山完造因推销眼药而初次来到南通。这次访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虽然了解了张謇所创办的大生纱厂、广生油厂、通海垦牧公司等企业，但他更关心的却是南通的文化教育机构——南通博物苑、南通师范学校、农校、医校、图书馆、军山气象台等。他特别注意到，南通博物苑里陈列品的品名都是用中文、英文和日文三种文字标出的。离开南通后，内山完造由衷地感叹：在中国，南通是一座“理想的文化城市”。
1924年4月，内山完造作为领队，带领日本旅沪基督教青年会成员一行五十人再次访问南通。参观团于4月19日坐船抵达，下榻南通俱乐部。当晚，张謇及其兄长张詧宴请了访问团一行。席间，内山完造和张謇都发表了演说。张謇向日本客人详细介绍了南通兴办实业、教育、水利、慈善、交通等自治事业的经过，并诚恳地希望客人对南通的各项事业提出改进意见。更值得注意的是，张謇还当面批评了日本政府的对华侵略政策，他说：“中日亲善则两利，否则两不利。日本决不能鲸吞中国，强为之，转足以自毙。果亲善也，则两国前途，必灿烂光明；如其否也，前途殆不可思议。”这番话可谓远见卓识，不幸而言中。
4月20日傍晚，张謇、张詧邀集南通各界在南通俱乐部召开欢迎会。宾主合影留念，照片中前排就座的五人，中间为内山完造，张謇、张詧分坐两端。这张照片留存至今，成为两位历史人物跨越国界相遇的珍贵见证。两天之中，内山完造一行分赴唐家闸、狼山和城区各处参观考察。内山完造还专程去了张謇的寓所，听张謇就开荒垦殖作了一席长达两小时的谈话。内山完造后来在回忆录《花甲录》中，对这次谈话记忆犹新。
内山完造将这次南通之行愉快地称为“天堂之旅”。1947年，他回到日本后，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并于1950年出任日中友好协会首任理事长。他在日本全国巡回演讲，宣传鲁迅，倡导日中友好。1959年9月，他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的邀请访问中国，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却不幸于9月20日在北京突发脑溢血去世。他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现宋庆龄陵园）。墓碑上镌刻的碑文——“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精准地概括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四、两种交往，两种收获
张謇与涩泽荣一、内山完造的交往，虽然性质不同、深度各异，但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精神滋养与现实收获。
与涩泽荣一的交往，让张謇得以窥见日本近代工业化的路径与逻辑。涩泽荣一从西方引进股份公司制度、建立现代金融体系、以“论语与算盘”的思想打破“士尊商卑”的传统观念——这些实践与理念，对于正在探索“实业救国”道路的张謇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尽管借款未能实现，但涩泽荣一对张謇事业的关注与尊重，以及在两国关系紧张之际仍然保持的善意与信任，给了张謇莫大的精神支持。更重要的是，涩泽荣一“道德经济合一说”所体现的儒家伦理与现代工商文明的融合，与张謇自身的儒商理念形成了深刻的思想共鸣。两人虽然未曾谋面，却在精神层面上完成了一次跨越国界的对话。
与内山完造的交往，则让张謇获得了一个来自异域的真诚观察者与传播者。内山完造三次访问南通，以文化人的敏锐眼光，看到了南通作为一座“理想的文化城市”的独特价值。他不仅将南通的实践记录下来、传播出去，更重要的是，他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为张謇的事业提供了来自“他者”的肯定与启示。张謇在欢迎内山完造一行的宴会上，敢于当面批评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这种坦率本身，就建立在对内山完造为人的信任之上。而内山完造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其精神源头之一，或许正是1924年那个春天在南通所感受到的真诚与温暖。
（内山完造和鲁讯在一起）
结语
涩泽荣一与内山完造，一个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奠基者，一个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摆渡人。他们与张謇的交往，一远一近，一疏一亲，却共同构成了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一幅独特而温暖的图景。在那样一个列强环伺、国运飘摇的时代，张謇以一己之力在南通开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实验；而两位日本友人，则以各自的方式，为这位孤勇的先行者提供了来自东瀛的理解、尊重与支持。
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看到的不仅是三个人之间的交往，更是东亚文明在现代化浪潮中彼此观照、相互启发的生动缩影。涩泽荣一的曾孙涩泽雅英与张謇的孙子张绪武，曾在南通的会议上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这跨越百年的传承，恰如一条隐形的丝线，将过去与现在、中国与日本，温柔而坚定地联结在一起。
编辑：南林
